北交所迎外资控股第一股 欧福蛋业上市首日大涨******
1月18日，北交所迎来外资控股第一股，欧福蛋业上市首日大涨69.60%，盘中一度上涨93.20%，成交额1.59亿元，总市值达8.42亿元。
“这是一起标志性事件。”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谢善鸿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福蛋业在苏州发展超过18年，外商非常满意。上市过程中，我们提供了一些服务与协调支持。”
具备投资稀缺性
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诸海滨认为，欧福蛋业上市首日大涨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欧福蛋业是国内首家专业生产巴氏杀菌蛋液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具备投资稀缺性。其募投项目生产的鸡蛋白饮料系公司自主研发的面向零售端创新型产品，目前A股公司尚无公开在售的同类产品。其次，欧福蛋业发行价不贵——2.5元/股，获超额配售。欧福蛋业本次发行网上获配股数为4275万股，网上获配金额为1.07亿元，网上获配比例为0.44%；8名战略投资者获配900万股，募集资金合计2250万元。第三，欧福蛋业所处蛋品加工行业市场空间广阔。“现阶段，我国鸡蛋行业的加工比例仅为5%-7%，其中80%加工为传统蛋制品，与发达国家有极大差距，预计到2025年我国蛋制品加工占比有望达到30%。”诸海滨说。
欧福蛋业主要从事蛋液、蛋粉以及各类蛋类预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其中，蛋液类产品主要包括蛋白液、蛋黄液和全蛋液等，主要用于烘焙食品、肉制品、调味品、配餐制品等领域；蛋粉类产品主要包括蛋白粉、蛋黄粉和全蛋粉，主要用于肉制品、面制品、烘焙制品等领域。
客户方面，欧福蛋业与诸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多次保障国内各项重大赛事的产品供应。业绩方面，2020年、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欧福蛋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2亿元、8.49亿元和4.20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874万元、2249万元和2064万元。
实控人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备受关注的是，欧福蛋业上市使其成为北交所外资控股第一股。
欧福蛋业成立于2004年1月，法定代表人为亨瑞克·彼得森(Henrik Pedersen)，办公地址和注册地址均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根据公开信息，欧福蛋业是世界著名蛋制品品牌“SANOVO”在中国的成员企业，是OVODAN集团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
招股书显示，China Egg Products ApS(丹麦)直接持有欧福蛋业87.96%股份(本次发行前)，为公司控股股东，非华裔丹麦居民Christian Nicholas Stadil为公司实控人。
目前，欧福蛋业共有8名董事会成员。其中，5名为非独立董事，分别为Henrik Pedersen(丹麦籍)、Jorn Frandsen(丹麦籍)、Thor Stadil(丹麦籍)、Ronald Bouwens(荷兰籍)及刘文(中国籍)；3名独董均为中国籍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交所上市过程中，同业竞争问题受到监管关注。对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境内外与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企业，欧福蛋业表示，实控人已经作出相关区域不竞争的承诺，有效避免了实质的同业竞争。
事实上，欧福蛋业进入资本市场不算晚。2016年9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2021年12月底，完成近2000万元的定增；2022年4月，公司股票调入新三板创新层。
抢抓北交所扩容机遇
企业上市虽然是市场行为，但政府的服务和推动也很重要。
谢善鸿表示，“在欧福蛋业上市过程中，我们协调了公司和投资银行的沟通交流，帮助他们吃透当地的一些政策，把握好上市时间节点，共同助力欧福蛋业顺利登陆北交所。”
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顾海东在欧福蛋业上市仪式上介绍，2023年，苏州将积极抢抓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机遇，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功能，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实施“育林计划”，全面推进“参天计划”，推动更多优质企业早日上市，推动上市公司成长为创新发展的“领头羊”和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针对企业的不同特点，以及市场主体的意愿，我们会做好引导，让企业更好认识沪深北三个交易所的市场定位和差异。”谢善鸿表示，“北交所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我们会抓住北交所高质量扩容机会，相信苏州的企业会在北交所市场取得更好成绩。”
对于市场关心的北交所流动性问题，谢善鸿说，“市场流动性要有一个认识过程，就像今天的欧福蛋业一样。”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了解到，针对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北交所一直在制度端、资金端努力补短板引活水，呼之欲出的混合做市交易有望成为提升北交所流动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同时，券商密集布局的融资融券业务、未来常态化发行北证50指数基金以及公开发行可转债、降低准入门槛等，都有望引入增量资金，为提升北交所流动性打开想象空间。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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